法律的懲罰有時候是有彈性的，但是這個“彈性”波及的範圍太大，有時候盜竊兩毛錢就會判處死刑，有時候貪汙兩千萬也只是有期，判決的標準很關鍵，除了時間段之外，還有更多其他因素。

李牧一向是“亂世用重典”的支持者，對於違反法律的人，李牧一向支援用最嚴重的懲罰去懲處，紐約市目前的法律就很嚴苛，有可能一個人只是為了填飽自己的肚子去搶劫，但是後果很可能要用以後十餘年的時間在監獄內懺悔，在某些人看來，這是不人道的，但是對於那些遵紀守法的人來說，這就是最大的公正，心術不正的人就應該受到超出法律規範條文之外的懲罰，別說什麼法律的公正性，法律本身就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強權，公正性？

別搞笑了。

在海參崴，法律更加嚴苛，哪怕是犯罪行為並沒有進入實質實施階段，只是簡單地威脅，也會被認定為是違法，一般的懲罰都是五年起，如果進入實施階段，暴力傷人甚至是搶劫，那麼甚至有可能一輩子無法翻身，海參崴政府最擅長的使用懲罰性懲處，今年一月份的一次涉黑案件中，主犯被判處勞役十五年，這還是在犯罪行為並沒有實施的前提下，也就是說，僅僅是威脅而已。

僅僅是威脅就夠了，海參崴州政府從來不會亡羊補牢，而是防患於未然，如果是不遵從法律，付出的代價會比美國本土大得多，所以海參崴的市民大多數情況下都很遵紀守法，原因很簡單，他們的犯罪成本，遠遠大於犯罪所得，這在早期或許會造成監獄內人滿為患，但是長期來看，這對於那些遵紀守法的市民，是最大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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