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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武六年上半年，儘管可以說得上是天下由大亂轉向大治的第二個年頭。

若在歷朝歷代，立國五六年，哪怕對外依舊戰亂不休，但至少，內部中樞，必然是趨於穩定的。

但在立國本就不穩的大恆，卻顯然非是如此。

和以往的每一年一樣，中樞雖未動亂，但，也平靜不到哪裡去。

一場所謂的稅桉，牽扯著文與武，綿延演變，整個昭武六年的大半年時間，大半個大恆天下，各方派系，可謂是你唱罷我登場，令人目不暇接，錯愕至極。

從單純的稅桉，到各方權衡之下，觸及幕後黑暗，演變成席捲文武的走私大桉，隨即劉洪濤的死亡，又將所謂的桉情演變到了一個極端。

本是文武皆被牽扯其中，誰也討不得好，可文……卻突然利索的抽身而出，矛頭，盡在武之身上。

這番操作，幾乎是徹底引爆了大恆文武的矛盾。

從前明，數百年的文貴武賤，到武勳跟隨著天子以戰功強勢崛起，縱使弱勢時，也完全不理會高高在上的文官。

矛盾，早就已經根深蒂固。

而隨著武勳愈發強勢，至前明時的秦公掌權，文武之矛盾，已然徹底明面化。

自前明靖武初年，到大恆立國的內憂外患，其中最根本的原因，顯然不僅僅只是因為那被天子軍威鎮壓的後金蒙古遼鎮。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武勳面對外敵之時，內部文官，亦或者說與武勳格格不入的地主士紳們，瘋狂的搗亂，甚至不惜與外敵合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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