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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年7月19日，長安，太初宮（皇宮）。

“在我華夏數千年曆史當中，我們漢人不論是在周邊野蠻胡虜眼裡，還是在海外各國以及你們歐洲人口中，都屬於溫良之人，或者說是溫雅之人，彷若一種馴養的動物。同北方胡虜，乃至你們歐洲人相比，漢人身上的動物性、野蠻性都更弱。”

“當然，這種溫良或溫雅，是指沒有蠻橫、強硬、粗野或暴虐，沒有任何讓人不快的東西。可以說，在我華夏民族的人格當中，有一種沉靜、理智、節制的柔美，如同一塊韌性良好的金屬呈現的質感一樣。”

“一個真正的華夏之人也許會有稍許粗野，但粗野當中沒有卑劣；也許會有醜陋，但醜陋中沒有兇惡；也許會有粗俗，但粗俗中沒有強橫和囂張；也許會有愚笨，但愚笨並不至於荒唐，也許會有少許精明，但精明中並未深藏惡意。”

“反觀日人，其表面雖溫文爾雅，但內心殘忍暴虐，態度謙虛謹慎卻與魯莽自大並存，馴服本分與桀驁反叛兼有，保守自戀與慕強媚大共生，自卑不安與野心勃勃並存。實乃性格多變，反覆無常之輩。可以說，只要剝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層，露出來的必定是一個真正的倭寇面目。”

荷蘭東印度公司駐長安總商務代表安德里斯·諾珀特恭敬地坐在一張椅子上，耐心地聽完通譯將皇帝陛下的話語翻譯過來，不由眨了眨眼睛，有些不太理解其中的話語，但最後一句話，卻非常明顯地表露了齊國皇帝對日本國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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