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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闕只是色目進士出身的淮西宣尉副使，不算什麼大根腳，地位自然與淮南行省左丞相太平天差地別，因此太平一句“我還是揚州行樞密院的知院”直接把餘闕的使者頂回去。

但是福壽作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地位只比太平稍稍遜色，而且他還是有大根腳的色目人，出身並不比賀惟一這個大根腳的漢人遜色，他派來的使者同樣不客氣：“賀丞相，國家讓您坐鎮揚州是為了總兵東南，行臺現在危在旦夕，一旦集慶失守，丞相豈能獨善其身！”

“太平”與“賀惟一”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身份，“太平”是真正的蒙古大根腳，而“賀惟一”只是一個有根腳的漢人，這也是太平每次任相都會遇到的麻煩。

雖然他的蒙古語比漢語說得還要好，從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蒙古教育，甚至還有一個真正的蒙古名字，蒙古貴族任相也一定要同賀惟一搭班子，但他終究有著漢人血脈，總有蒙古貴族與色目蒙族想找出他勾結漢人、南人圖謀不軌的證據。

因此太平也不得不透露真正內情：“我知道福壽大夫在集慶路十分困難，但朝廷之所以讓我坐鎮揚州總兵揚州是為了不惜一切代價恢復海運。”

與明代不同，大元自國初以來都完全依賴海運糟糧，每年都有數百萬石糧食從江南運往北方，最多的時候一年要從江南運走三百五十萬石糧食，這就是韓宋紅巾軍起義時“貧瘠江南，富稱塞北”口號的來源，但也形成了華北、東北對江南錢糧的極大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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