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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積居奇一直都是古代朝廷最痛恨的事情，不論是糧食，煤炭，鹽，只要任何可以賺錢的東西，這些商人都不會放過，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請在邊郡設立常平倉，“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取得顯著成效。

後來，建立常平倉成為國家制度，透過糧食的“糴入糶出”,對整個社會經濟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

但就像私營企業總是比國營的有活力一樣,給自己掙錢總比為國家服務，積極性來得要高。

所以即便是對於糧食等戰略物資實施了官營，那些想掙錢的商人們還是有辦法利用囤積居奇來掙錢的。

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十月，權三司使公事範雍說：“天下和糴和買夏秋糧草，雖逐處開場，多被經販行人小估價例，外面添錢收買。候過時，乘官中急市，即添價卻將糴買者中賣。”

什麼意思呢？說宋朝官府向民間收買物品時，實行“時估”制度，每旬由官府召集當地行會商人共同評議決定收購價格。收購糧草，也是如此。

但“經販行人小估價例”，也就是這些商人們商議糧食價格的時候，卻不是為官府著想，節省收購資金，而是設計多賺官錢。官府市場定價低，絕大多數販運者當然不會賣給他們。

而另一部分資本雄厚的糧商卻在外面加價截留，收購囤積。等到官府糴場完不成收購任務,無法向上級交差時，必然會加價收購。奸商趁機將囤積之糧丟擲，坐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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