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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九年的四月，一艘空載的三桅海船將從臨安以東的外港敢浦出發。

對外的說法，這艘船是要去高麗，船上的綱首把行程安排得很仔細，也提前備好了向本地市舶場提交的針譜。

因為海上識別方向，或以天星，或以指南針，所以海路叫做針路，記錄和規劃航線的專書叫做針譜。

按照針譜的規劃，這一趟船隻首先去慶元府裝貨，然後東至定海，再沿著黃水洋向北，在淮河入海口轉入黑水洋筆直向東，待到高麗國的夾界山島，轉而向北，經五嶼等群島，到達高麗國的大港禮成江碧瀾亭。

路線沒有問題，裝運的貨物也沒有問題。隨船事頭妥善儲存著半年前就由牙行開出的貨物單據和擔保文書。計算時日，慶元府那邊的倉庫裡已經準備了相應數量的香料，有占城所產的沉水香，又有極遠之西南海馬八爾、俱藍兩國所產的蜜香；還有少量的茶葉隨船一併發運。

明擺著一切都很正常，而且公憑文書上還專門謄記，說這艘船屬於一家新開的船行，喚作“上海行”。對這家船行的名頭，市舶場里老資格的吏員已經聽說了，據稱是許多福建鉅商聯合在一起組織的，在北方金國也有影響力。

之所以是福建鉅商出面，是因為大宋對高麗和日本的貿易，相當部分掌握在福建尤其是泉州商人之手。

一方面泉州本就是南海商貿的中心，另一方面，紹熙年間而朝廷為了便於管理與北方諸國的往來，專門下令：“凡中國之賈高麗與日本、諸蕃之至中國者，唯慶元得受而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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