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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國崛起時，正逢遼、宋兩國極衰之際，而大金本身的武威又確在那短短數年中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說，自古以來，以微末之族群而摧枯拉朽疾取大國的，大金堪稱是楷模了。

然而也正因為取天下極速而殊少真正波折的緣故，大金在治理上的經驗甚淺，對基層的政務約束極其粗疏，哪怕建國百載後，依然如此。

如果只看中樞，似乎該有的官署一樣不缺，該有的律令條文堪稱嚴密，其外表之光鮮亮麗，與歷朝歷代並無不同。可實際上，朝廷上袞袞諸公和百姓們彷彿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哪怕世宗皇帝在時，上頭自比堯舜，底層百姓們，無論漢兒、女真，卻多有陷入窮迫的。時至今日，上頭施政錯謬百出，底層更是混亂得不成樣子了。

以直沽寨為例，自貞元元年大金遷都燕京，改名中都以後，山東、河北等路春秋兩季漕運，便以多條河道匯聚的三汊口地區為轉運樞紐。漕糧固然緊要，各地的貨物、行旅也多由此地中轉，日常舳艫尾相銜，密次若鱗甲。

然而朝廷始終不曾對直沽寨加以正式的管理。

乍看起來，朝廷在景州設漕運司，專門負責河道上游的所謂六河倉轉運；又在都水監下屬增設了天津河巡河官，通管漕河閘岸；然後直沽寨周邊，清州、霸州的州官官銜，都帶“提控漕河事”，而寶坻、武清、靜海三縣的縣官官銜都帶著“管勾漕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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