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新朝的學術思想，實在是太混亂了，充斥著儒士對儒學的自我懷疑。

這種現象，不是從明朝滅亡開始的，而是早在萬曆年間就出現了。

如果再往前推，可以推到正德、嘉靖年間，王陽明就是其中之一。但王陽明的思想，很快就分裂為無數派別。到了明末，心學的名聲奇臭無比，反而需要用程朱理學，來批判淪為空談玄學的陽明心學。

這歷時上百年的思想運動，歸根結底，是明代社會發展帶來的。

隨著生產力的大發展，商人階層的崛起，市民階層的壯大，鄉鎮經濟的繁榮，傳統儒學很難處理新的社會關係。而明末的政治腐敗和民生凋敝，以及後來的滿清入關，只是加劇了這種現象而已——可惜，這股思想運動，歷史上被滿清給掐死。儒學的自我更新，也就此中斷，直到鴉片戰爭才重新點燃。

大同新朝，立國之初，儒生們依舊在反思。

一些人比較保守，認為應該復古，重拾秦漢的儒家經典，追尋儒家先賢的最初本義。這種人，可統稱為“復古派”。

一些人相對保守，認為應該改良，將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結合，並融入歐洲傳來的泰西學問。這種人，可統稱為“實學派”。

一些人比較激進，懷疑儒家經典，懷疑孔孟聖賢，認為聖人和經典不一定正確。也別想著什麼復古，別想在經典裡新增私貨，既然聖人和經典有錯，我們直接去改對了就是。這種人，數量極少，可統稱為“狂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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