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推行科舉制,不亞於一枚重磅炮彈直擊日本儒學界之心靈深處,也直擊日本儒學傳播的軟脅所在。
葛三郎在給大本營的秘密報告《加強日本儒學於政權建設必要性》一文中指出,日本之儒學傳播始於中國唐時遣唐使,也是在中國的唐代日本大舉學習中國,並也曾設立過科舉制,如日本歷史上的勇山文繼便是從民平做到中等官,官位從四品下,在幕府時代相當於大名等級。
只是,日本儒學卻沒有就此傳播開,而僅停留在京城地區,科舉也只存在了很短的時間便被廢除。
概其根本原因就是日本的貴族階層認為平民當官是對他們的威脅,於是透過世襲制度,使學校只為貴族而設。
儒學也成為公卿貴族把持的學問,更分類固定到專門的家族,有的家族專門講解五經,有的家族專門寫紀傳,有的家族專門研究律令,成為貴族的“家學”。出了京城,就很少有人瞭解了。
葛三郎進一步調研指出,幕府本就是一幫粗鄙武人建立的政權,為了提升形象,歷代幕府也注意吸收儒家學問。如足利幕府時代的足利學校就聘請識字和尚為高階武士子弟講解儒家學問。
但所講內容肯定是十分膚淺的,主要目的是讓武士識字。而武士本身地位是依賴世襲和戰功,根本不需要依靠儒學的科舉。
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後,認識到中國的朱子理學對其統治十分有力,這才大力宣傳朱子理學,在各藩普遍建立藩校,以朱子理學為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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