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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中國作家協會問我：水上勉先生率領日本作家代表團到中國來，你能不能陪同他們訪問？我並不十分願意接受這個任務。我正在寫小說，寫到一半停下來，會事倍功半。我也是年過半百的人了，來日無多。拿出兩週時間去既辛苦又難作好的事情，難免有點躊躇。但我還是答應了。一半是因為我不能縱容自私的念頭作祟，一半是出於對水上勉先生的特殊感情。我讀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蟋蟀壺》。老舍先生是我相識多年的前輩，他含冤逝去，我不能寫文章悼念，而水上勉先生遠在東瀛寫了出來，我感謝他，敬重他。

現在回想起來，我真後怕。怕我當初一念之差拒絕了陪同任務，失去這麼一次美好的經歷。

對一位年長者妄加評論，是不禮貌的。可我總忍不住對別人講，水上勉是個極有魅力的人。

我和水上勉先生相處兩週，似乎看到了他的一生。幾年前，他在北京見到一方硯臺。東西很好，價錢也驚人，他沒有買。這次到北京，他又鑽到那家商店去了。硯臺還蹲在老地方，睜著誠摯的眼睛看著完。他看了它一會兒，走出商店。在店外猶疑了半天，又返回去，到底還是花重價把它買了下來。從此他把一二十斤重的石頭放在手提袋裡片刻不離。上飛機提著它，乘火車也提著它，他對我說：“為買這塊硯，我準備了好幾年。”我知道他不會在經濟上作什麼準備，而是思想準備，我能猜出，他一想起沒買下這方硯那種後悔莫及的樣子，也知道他重新看見它，重新看見它的標價時又是怎樣的猶疑不決的可笑狀態，我敢打賭，他童年時一定有過執著的迷戀一件玩具、一種事物、不達到目的不罷休的脾氣。而貧苦生活也使他養成謹慎和節儉的習慣，當這兩種習性發生矛盾時，他會認真地苦惱。他提著那笨重的石硯旅行的樣兒，真像個抱著玩具不放的孩子。為此我還開過他一個玩笑。在成都，我和中野孝次君發現一座橋的石欄雕刻十分精美。我就說要是把它拆下來送給水上勉先生，他也會高興地提著它不放，雖然這石欄有上百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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