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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昌去了，我很哀痛。

我認識鮑昌很晚。雖然1957年報紙上曾宣佈我和他同屬一個“反黨集團”，而且都是“要犯”，我和他初次見面卻是20餘年後大家都“改正”了的時候。真正認識他則是1985年初同時調到中國作協書記處以後。

這四年我們在一起相處很融洽。

鮑昌有學問，當過大學的系主任。他研究歷史，研究美學，研究文學，都有理論專著；鮑昌有才氣，他寫長篇、中篇，短篇，都有成績。不幸的是他還有做組織行政工作的才能與經歷，為此才調到中國作家協會當了常務書記。

作家協會的工作對於全國文學運動的發展與制約，對謀求作家福利，有作用也有限度。從一個組織來講，工作做好是應該應份的，做不好受批評責難也理所當然。作為工作人員個人對這一切負有多少責任及持何種態度，則因人而異。鮑昌在這方面，稱得上“忍辱負重”。常務書記的工作無所不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天天坐班。經濟行政、理論創作、內事外聯、會議訴訟，事務之繁雜，頭緒之紛亂，決非外人所能想象。人無完人，誰也不是三頭六臂，何況一個書生，差錯是難免的。即使是別人出的差錯，常務書記作檢查也責無旁貸。人們都痛恨官僚主義，值得高興的是責備文化團體的官僚主義比責備有權勢的部門安全得多，所以他就有機會聽到較多的批評甚至責難。張三得了獎，可以罵成走了作協後門，作協負責人可恥；李四沒得獎，可以罵作協領導存有偏見，可恨；分房子、評職稱、入會、出國，都有爭議，都有矛盾，這一切最後全歸到常務書記身上，他們要去解釋、檢查、交代。不僅任勞，而且任怨，有時，也會有些出人預料的橫禍。有次作協辦的一本刊物上發了篇年輕人的作品，惹得一些人惱怒了，指名作協負責人前去“解釋”，鮑昌他去了半日，回來時面無人色。我問他：“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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