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開戰之前，凱末爾已是土耳其駐保加利亞大使館的武官，他敏銳地指出，奧斯曼加入同盟國參戰將是一場“可怕的災難”。

凱末爾主張奧斯曼應保持中立，但他的建議未被採納。作為軍人，他這戰爭爆發之後還是毫不猶豫地奔赴前線。

這早期同盟國佔據優勢的時候他的身份並不知道華夏的立場，對當時進攻沙俄的計劃取得優勢的時候也沒有改變他的想法。

直到華夏參戰，他的立場才轉向支援戰爭。

可之後華夏退盟，意呆利反戈相向，這讓他對奧斯曼的未來感到極為擔憂。

他的中立立場被協約國的情報機構獲知之後，就一直有英法的外交人員進行遊說。

透過戰功成為大馬士革方向一個軍長的他面對越來越不利的局勢，也開始積極的和英法溝通，希望體面的退出戰爭。

而對於早已腐朽的奧斯曼帝國，他認為應該和華夏一樣推倒腐朽的舊制度建立新的奧斯曼。

早在他青年時期學習的軍校裡，他就如飢似渴地閱讀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法國啟蒙學者的著作和土耳其大詩人納默克·凱馬爾的愛國詩篇，進一步認識到封建領主的貪婪殘暴、民族壓迫的深重與蘇丹的野蠻落後。

於是，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學組織了一個秘密革命小組，辦了一份手抄小報，寫文章揭露蘇丹的黑暗專制統治。

後來凱末爾因參與政治活動被逮捕，後被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放逐到大馬士革第五軍營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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