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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街頭還能找到很多納粹活動的遺址。留下了遺址，也就留下了記憶。

一切有關納粹的記憶，並不是一場偶然的噩夢。這是歷史的產物、民族的產物，具有研究的普遍價值。要不然，這些古老的街道和堅固的房子，這個嚴肅的人種和智慧的群體，不會無緣無故地突然癲狂起來。

我認為，這是歐洲社會從近代走向現代的關口上一種撕裂性的精神絕望，這是社會各階層失去原有價值座標後的心理災難。納粹把這種絕望和災難，提煉成了集團性的恐怖行為。

現代是一個平等競爭的自由天地，現代是放棄狂熱迷信的理性普及，現代是對民族界限和族群等級的漸漸輕視，現代是集權夢幻和極端思維的天然障礙。

這一切照理在工業革命開始後已經逐步顯現，但到了二十世紀，漸漸變成無可逆轉的社會規則，尤其是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經濟危機對德國的打擊甚於其他國家，轉眼間在德國形成了人數眾多的失敗者和失望者，在大蕭條的背景下坐立不安。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納粹製造了“雅利安人高於一切”、“德意志高於一切”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迷思，又提供了一系列“社會主義”的許諾，失望心理有了一個收攏點。

一九二四年，還沒有成事的希特勒在獄中寫了《我的奮鬥》，書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個概念是所謂“生存空間”。這個概念在他筆下有一種“你死我活”的性質，表達了因失去空間而難以生存的危機心理。問題是當時有這種心理的遠不是他一人，否則不可能有十分之九的公民投票擁護他的獨裁政權。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共同感受到生存危機呢？答案是，社會正在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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