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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華（以下稱華）：讀過你的“上海女性”系列中篇及連載於《解放日報》的《女兒難》等作品，印象中你對女性題材饒有興趣，也擅長於描畫女性形象。可是最近卻在《上海小說》今年第2期上見到了你以男性為主人公的中篇《我要去遠方》，這是否意味著你把目光和筆觸轉向男性世界了？

王曉玉（以下稱玉）：也是，也不是。我最近交出的三個中篇，主角都是男性，《去遠方》是率先刊發的第一篇。對我來說，這可以看成是一種轉變。但同時，我又正在寫一個長篇，主人公“紫藤”，依然是位女子。我對女性命運的關注，不減當年。其實，這世界本來就是由男人和女人組成的。便是這篇《去遠方》，主角固然是許書，可若是少了那安琪和蘇珊，又哪裡能構成一幅完整的畫面呢？

華：說到畫面，我倒以為，你這篇小說的最大特點，是提供了兩幅對比鮮明、反差強烈的中西文化比較圖。一幅的背景是澳洲悉尼的塔默拉瑪沙灘，上面有半裸浴場、豪華別墅，還有一間由蘇珊出資、僱了許書經營的“諾姆診所”；另一幅則畫盡了上海老城廂文廟喬家柵一帶的市景，包括那數家合用的接水站，那一踩一聲咯吱響幾乎垂直於地面的木樓梯，那些相濡以沫民風尚淳的平頭百姓們。你顯然是有意地安排了這樣兩幅畫面，讓它們容載下你對中西文化進行深層比較後的思考結果。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覺得你這篇小說比起你過去的作品來，顯示出了更加深沉的思辨色彩。但由於你淡化了情節，大幅度地增加了人物的心理敘述，卻僮那作品的可讀性——這在你本是優勢——明顯地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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