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18 世紀的江南和英格蘭擁有相似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質量，產生它們的條件與制度卻十分不同。英格蘭的發展是在以下條件下產生的：國家掌握了一支主導世界的海軍；資產階級擁有自主的政治和思想形態，以及高度制度化的私有權；理論/ 形式理性和個人利益導向(private goods-oriented)的工具理性主義(即工具理性行為旨在追求個人利益或者是私人組織的利益，而非追求如國家、部落或社群等公共組織的利益，)逐漸成為精英人群的共識；科學與技術發明不斷加速發展——這些都沒有在中國發生。中國的經濟繁榮得益於強有力的帝國統治，帝國對於商業活動採取了務實政策，並能控制龐大的人口和廣袤的土地，從而維持了一個長期的王朝中期繁榮(mid-dynasty prosperity)。這些條件使帝國框架下的中國經濟發揮出極大潛能，但卻不能在19 世紀或中國歷史上任何其他時段給中國帶來工業資本主義。

中華帝國從來沒有消滅商業活動的企圖；其實即使有這一傾向，帝國也沒有能力將之實施。而且，北宋以降，商業稅收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部分，部分經世致用計程車大夫也日漸置身於商業活動，國家在某些方面對產權給予了一定的非制度性保護。自北宋開始，經濟始終保持高度的商業化，僅僅在朝代更替之際的戰爭破壞和明朝前期禁商政策的破壞下有過短暫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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