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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達維亞的那條紅溪，原本的名字是洪溪，之所以會被改成紅溪，是因為1740年的那場慘案，僅僅一週的時間，華人城區的洪溪就被遇害者的屍體堵塞，鮮血染紅了河水。

洪溪也因此有了紅溪的稱呼。

當時的荷蘭當局因為擔心大清朝廷會派兵報復，所以主動給大清“上摺子”，表示希望這件事不影響兩國關係，並且在事發的第二年，即1741年（錢聾六年）的時候把荷蘭東印度總督AdriaanValier撤職。

而韃清朝廷和錢聾老狗在得知紅溪慘案之後，卻僅僅表示“事屬可傷，實則孽由自作”，“天朝之棄民，不惜背棄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

然後又反手把這事兒往萬曆身上潑了一波——

“中國四民，商賈最賤，豈能以賤民興動兵革！又商賈中棄家遊海，壓冬不回，父兄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兵之反以勞師。”

像不像錢聾老狗對紅溪慘案時的語氣？

這就是所謂的《諭呂宋檄》，然而這份檄文的原文居然遺失了！這幾句話還是從萬曆年間進士、副都御史、福建巡撫徐學聚的文中參考而來。

而關於徐學聚，《明史》之中的種種記錄也顯得先後矛盾，先是說徐學聚對華人沒有好感，聽完西班牙的解釋後，在呈遞給朝廷的奏摺中，肆意抹黑遇難的華人，妄稱他們全是為非作歹的奸徒，被殺純屬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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