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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當初國朝與初代諸侯的盟誓，這也是除了諸侯公然叛亂和自立之外；朝廷屈指可數，可以有限介入外藩事務的理由之一。但對使臣本身就具備某種風險，因為這代表了朝廷與諸侯的潛在博弈。

在百年大徵拓期間，也不是沒有利慾薰心，或是利令智昏的外藩，被大唐朝廷聯手其他盟約中的諸侯，徹底消除或是平定、剪封或是強行分家的例子；被捲入其中因此喪命的使臣，也有雙十以上。

哪怕就在二、三十年前的夷州藩，也是發生過前代公室主在京師暴卒，留在藩邸的諸子、庶弟爭奪權柄；以至鬧到不可開交在領內兵戎相見。也導致朝廷派往夷州的弔唁使，不明不白的死在海上；

因此，這件前所未有的意外，也導致了朝廷的震動和藩務、宗藩院的同仇敵愾；於是在彌留之際的堯舜太后內誥推動下，兩院迅速透過朝廷的提議；冊立留在京師的當代公室主，在江淮發兵平定。

所以，郭崇濤倒不用太擔心自身的安危；因為江淮兵馬到夷州也不過兩三日海程；既然能來第一次，自然也能來更多次。更何況隨著如今天象之變後，朝廷與諸侯外藩博弈，也逐漸佔據更多優勢。

按照周師的說辭，天朝地大物博戶口億兆，產出豐饒的巨大體量；哪怕是如今異變頻頻，也沒達到傷筋動骨，或是動搖國本的程度。反而多數外藩諸侯，應對諸夷、土蠻騷變和異類橫行疲於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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