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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當初國朝與初代諸侯的盟誓,這也是除了諸侯公然叛亂和自立之外;朝廷屈指可數,可以有限介入外藩事務的理由之一。但對使臣本身就具備某種風險,因為這代表了朝廷與諸侯的潛在博弈。
在百年大徵拓期間,也不是沒有利慾薰心,或是利令智昏的外藩,被大唐朝廷聯手其他盟約中的諸侯,徹底消除或是平定、剪封或是強行分家的例子;被捲入其中因此喪命的使臣,也有雙十以上。
哪怕就在二、三十年前的夷州藩,也是發生過前代公室主在京師暴卒,留在藩邸的諸子、庶弟爭奪權柄;以至鬧到不可開交在領內兵戎相見。也導致朝廷派往夷州的弔唁使,不明不白的死在海上;
因此,這件前所未有的意外,也導致了朝廷的震動和藩務、宗藩院的同仇敵愾;於是在彌留之際的堯舜太后內誥推動下,兩院迅速透過朝廷的提議;冊立留在京師的當代公室主,在江淮發兵平定。
所以,郭崇濤倒不用太擔心自身的安危;因為江淮兵馬到夷州也不過兩三日海程;既然能來第一次,自然也能來更多次。更何況隨著如今天象之變後,朝廷與諸侯外藩博弈,也逐漸佔據更多優勢。
按照周師的說辭,天朝地大物博戶口億兆,產出豐饒的巨大體量;哪怕是如今異變頻頻,也沒達到傷筋動骨,或是動搖國本的程度。反而多數外藩諸侯,應對諸夷、土蠻騷變和異類橫行疲於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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