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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為這次正旦朝會的影響和餘波，就是第二天開始突然接踵而至的大量奏疏和呈文；經由中書省的通事舍人，轉到太子左春坊的舍人院。雖然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正五品以下官員的文表、遞奏。

既包括了對於國之儲君的問候與請示，也有對於時局和朝政的個人看法、乃至是具體事項建言獻策的投書；同樣也有諸多中下品官員之間的，相互舉告和變相的糾舉、彈劾；更有源自個人的申狀。

然而出乎幾位宰臣意料的是，這些驟然湧現的奏疏和呈文；被轉到了東宮之後，以一種相當可觀的效率，得到了迅速的處理和迴應；甚至還有專門針對一些具體個人的回覆，以信箋形式轉呈到人。

更有一些投到東宮的文章，被以作者個人名義，刊載在了新出現的《古聞今要》上；並且副署上了具體東宮屬官的點評和意見。這不就免越發的轟動一時，激發了京畿內外繼續上書和呈請的熱潮。

乃至在京計程車人、學子，官員、大臣之家，也開始以收集《古聞今要》，並且熱衷討論其中所提出的各種議題，為風靡一時的時尚之舉。在短時間內，就將影響擴散到京畿道外的關內、山南之地。

也由此以激烈討論的話題為依託，在這一片紛繁擾動之間，無意間引出來了幾條大魚；比如，以個人名義在《古聞今要》投稿的定州鼓城人魏玄同，還有蒲州汾陰縣（今山西省萬榮縣）人薛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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