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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關，指揮使衙門。

一襲青衫的楊鶴坐在簽押房裡，手執毛筆，書寫向天子呈送的奏疏，幾次落筆又幾次嘆息，終究還是沒有寫一字。

對於這位萬曆三十二年的進士來說，陝西的局勢已經敗壞到了無以為繼的地步，當他以兵部右侍郎身份總督三邊軍務的時候，提出的是招撫之策，在他看來，陝西的民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崇禎元年就不斷的災荒和遼餉等重賦的迫害，讓農民走投無路，只能造反，而神一魁等人的造反還因為多年的欠餉。

楊鶴一直堅持以撫為主，以剿為輔的政策，一則他並不嫻熟戎事，二則他深刻的認識到，如果不能給農民一條活路，降而復叛的事情會不斷髮生。

按理說，這個策略並沒錯，但前提是要有足夠的錢糧，而遼東戰事不斷霸佔了大部分的財政，莫要說賑災濟民，就是剿賊的軍餉都拿不齊全，而他雖然是三邊總督，卻沒有授權插手地方的財政，無法獲得足夠的財力。

然而，剿賊之事到了現在，局勢已經和原先有了大不同，在流賊的成分上，落草的邊軍已經和饑民合股，聲勢越發浩大，而災荒頻仍不斷，也讓饑民無法歸鄉，再加上賀人龍的殺降，讓更多已經招撫的流賊復起，若不是大量流賊竄入山西境內，這陝西還不知道敗壞到何等地步。

楊鶴思索了許久，終究選擇了落筆，然而所寫卻是請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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