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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世紀末，最後那個冬天。我考察人類古文明四萬公里，已由中東抵達南亞、中亞之間。處處槍口，步步恐怖，生命懸於一線。

那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邊境，身邊一個夥伴接到長途電話。然後輕聲告訴我，國內有一個也姓餘的北大學生，這兩天發表文章，指控我在“文革”時期參加過一個黑幫組織，叫石什麼。

“石什麼？”我追問。

“沒聽清，電話斷了。”夥伴看我一眼，說，“胡謅吧，那個時候，怎麼會有黑幫組織，何況是您……”

還沒說完，幾個持槍的男人走近了我們。那是這裡的黑幫組織。

二

終於活著回來了。

各國的邀請函件多如雪片，要我在世紀之交去演講親眼所見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義日漸猖獗的情況。

但在國內，多數報紙都在炒作那個北大學生的指控。我也弄清楚了，他是說我在“文革”中參加過一個叫“石一歌”的寫作組，沒說是黑幫組織，卻加了一頂頂令人驚悚的大帽子。

“石一歌？”

這我知道，那是周恩來總理的事兒。

我在《四十年前》一文中寫過，一九七一年十月，周恩來著手收拾“文革”的爛攤子，到上海啟動文化重建，第一步是強令各大學復課。由於那年正好是魯迅誕辰九十週年、逝世三十五週年，他要求中文系復課先以魯迅作品為教材，寫魯迅傳記，研究魯迅。於是，上海先後成立了兩個組，一是設在復旦大學的《魯迅傳》編寫小組，二是設在作家協會的魯迅研究小組，都從各個高校抽人參加。我被抽去參加過前一個小組，半途離開。“石一歌”，是後一個小組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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