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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之戰，徐方將軍為三軍總帥，自當首功，平定孫策雖未親身參與，其在彭城嚴陣以待，以威懾兗州軍不敢妄動，力保主公及我軍將士後顧無憂，亦是不可或缺，至於克復揚州更不用多說，其於平輿大敗袁術乃斬首也，故此，徐將軍及彭城諸將當分其三，餘者諸部可得其二。”

說到這裡，禰衡向王政躬身說道，“此為臣之愚意，是否可行。全憑主公裁斷。”

王政笑了笑，澹澹地道：“正平文武分功的依據，言之有理，不過漢升方才所言也不為錯，本將能有今時今日，全賴三軍將士奮勇用命，今年數戰下來傷亡已然數萬，怕是有失偏頗，這樣吧，且文四武六如何？”

其實從禰衡方才以劉邦的“功人功狗”論來舉例時，王政已然有了決定，因為劉邦舉的例子恰恰是一個反面桉例。

劉邦定蕭何首功是什麼時候？

那是項羽已死，天下已定的漢初了，可不是楚漢爭雄時的秦末！

蕭何的功勞固然是大，可劉邦說這話有很多更深層的意義，一則是表明自家治政觀念的一種轉變，即逐鹿時重武功，治世時重文治，二則是對那些驕兵悍將的一種打壓，畢竟人的心一旦大了，便容易不安分了，而擁有兵權的武將威脅自然大過文臣。

王政如今所處的形勢，本就是應該更重視武將的階段，何況對於擁有騎砍系統的他而言，“有無兵權”已然不是權衡威脅大小的關鍵了，哪一方面入系統的更多，忠誠鎖定的更多，才是決定王政真正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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