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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雖承秦制，但因為「寬以濟猛」的緣故，御下牧民的手段上卻是寬宏許多。

當然，這種「寬宏」一則只是相較秦朝而言，二則西漢的「寬宏「只是一種姿態，東漢的「寬宏」卻是一種無奈。

秦國對官吏的約束頗為嚴厲，甚至專門制定了反腐敗專項法律法規的《為吏之道》，突出規定了對官吏經管物資財產的法律監督，以杜絕貪汙，若挪用公款，則以盜竊論罪，若通一錢者，則黥為城旦：即行賄受賄達到一個銅錢，就要受到臉上刺字並服苦役的刑罰。

《秦簡》中還明文規定了「令曰勿為而為之，是為‘犯令，；令曰為之弗為，是為‘廢令，也。」

即秦律之中但有不允許臣民去做的事，一旦他們做了便屬於違法犯罪，會受到程度不一的懲罰，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為，秦國還規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薦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薦和任命者須連坐，也即「保任連坐」罪。

這一做法，歷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從某種角度上而言，也算是給後世歷朝歷代做了立法的榜樣。

所以說「連坐」其實在之前便已有之，但在西漢時，雖然形成了以《上計律》《考功課吏法》為核心的官員考核制度，單論制度完善上的確更勝前朝，但在處罰手段上其實已經輕微了許多。

針對貪腐最重者，也無非是「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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