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早期，黃老之學盛行，官方還沒有設立正式的傳授學術的地方，只有私人開設的私學。直到漢武帝罷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後，採納董仲舒的建議，才開始在長安建立太學，也就是官方設立的學校。

最初太學中只設有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從武帝到新莽，太學中科目及人數也逐漸加多，逐漸開設了《易經》《詩經》《尚書》《禮記》《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周官》《爾雅》等課程。

西漢武帝時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中說：“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源也。”

東漢光武帝時朱浮上書請廣選博士亦云：“夫太學者，禮儀之宮，教化之所由興也”。

東漢末著名學者蔡邕，也就是蔡琰她老爹更明確的指出：“太學以為博士弟子授業之所”。

以上種種，無不說明了太學的興衰直接關係到國家教化的成敗。

而且太學不止教授理論知識，還有意識的增加學生了的社會實踐環節。

東漢和西晉在皇帝舉行鄉社典禮時，禮生即都以太學生充伍學生學習採取單科結業方式，每家經典學完後，要由博士主持答辯。嚴格按各經家法要求，講求師承。答辯為五十道論辯題，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以為非。這對個別學生來說是有些束縛思想，但就整個學業教育而言，又是提倡不同學派之間爭論和提高不同學派學術地位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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