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簽訂這樣的賣國條約，必將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高、陶驚出一身冷汗，力勸汪精衛不要簽字，退出和談，離開上海，或出國隱居，總之絕不繼續談判。

但汪精衛此時已完全受日方控制。汪精衛極力遷就日方，鐵了心甘願充當賣國賊，一心要成為日本扶持下的“新政府“首腦。

高、陶對汪精衛已勸不進話，完全無力作任何勸說了，倘若繼續跟著汪精衛走下去只能是絕路一條。

沮喪與絕望之餘，陶希聖想到了以死來尋求解脫，但又不甘願就這樣一死了之。那一時期他給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書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語，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說:“我自投到山窮水盡的境地，又不肯作山窮水盡的想頭。譬如汙泥中的一粒黃沙，自己不想做汙泥，卻已是汙泥中的一分子了。有時一兩個好友在一起，談起我們所處的環境，總覺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觸電呢?自戕呢?然而這一粒黃沙還有留戀著不能死的必要。“

1939年12月30日汪精衛簽訂賣國密約這天，高宗武和陶希聖都藉口生病拒絕參加簽字儀式。

高、陶的反常態度，引起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的疑心。

有人密告陶希聖，稱李士群、丁默邨的“七十六號“特務機構正在計劃刺殺他，然後再開“追悼會“。高宗武也被特務監視，隨時有生命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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