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光三年（925）4月，王宗衍大宴群臣，席間，王宗衍忽然恢復了些許理智，惆悵困惑，“舉觴不悅”，說道：“如今，北有後唐雜胡，南有南詔蠻子，而我力不從心，不能討伐之，哎——祖國尚未統一，心情鬱悶！”

顧在詢（顧彥朗之子）逢迎拍馬道：“朝廷又有十臣在，陛下何憂？”

為了把馬屁拍的有始有終，退下來之後，顧在詢找到太子洗馬（官職名）林罕，讓他幫忙當槍手，做一篇蜀版《十臣在》。

唐有《十臣在》，收錄了古今美談，彰顯君臣之強盛，國力之繁榮。所以顧在詢要以蜀版《十臣在》進獻王宗衍，博君歡顏。

他真找對了人。

林罕，博通經史。但他是個典型的憤青，“文多譏諷”，最擅長批評時政，於是大筆一揮，完成了這篇命題作文，我們摘錄部分內容：

“興土木于禁中……出鎮藩籬……命鑾輿而遠幸，為釁之端，為禍之原，有王承休在；

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讎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

受先帝之付，託為大國之棟，實為貪饕之人，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

興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奸謀則事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

焚爇軍營，恢拓私第，有歐陽晃在；

酷毒害民，市井聚貨，叨為郡守，實負天恩，有田魯儔在；

為君王之元舅，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迥同於上苑，金珠求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

出為留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

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素非忠勤，實為忝竊，有嚴凝月在；

唱亡國之音，致君為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我，顧在詢）在。

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

顧在詢胸無點墨，殊不知其已經不是婉轉含蓄地含沙射影，還是指名道姓的諷刺挖苦，他還以為是歌功頌德之讚美歌，於是屁顛兒屁顛兒拿著它獻給王宗衍。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王宗衍看過之後，竟然“哈哈”大笑，下令賞賜顧在詢綢緞五百匹，加封右金吾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並下令史官將此事編入國史。

驚喜不驚喜，意外不意外。

也許是王宗衍身邊充斥著奸佞小人，每日歌功頌德不絕於耳，忽聞忠言，清口解膩，被罵爽了；再者，也許是要打造一個虛懷納諫的人設，所以下令史官將之編入國史，永載史冊，蜀版《十臣在》也因此得以傳世。

王宗衍“虛懷納諫”的表演也是在致敬其父王建。

王建時代，有位叫蔣詔恭的蘇州人寓居蜀地，此人性格耿直，很有才華，經常做一些夾槍帶棒的詩作，諷刺當局，譏嘲時政。某日，王建有幸拜讀，結果“見詩大喜”，點贊評論轉發道：“敢言之士也！”下令破格提拔蔣詔恭為名山縣縣令，後又因政績卓著而賜銀緋。

另有一名叫李景的平頭百姓，斗膽給王建上疏，長達數千言，全都直戳朝廷要害，也被破格提拔為眉山主簿，王建降制褒獎，制曰：“旌其忠藎之心，委以鬚髯之職。”

所以說王宗衍給進獻《十臣在》的顧在詢加官進爵，厚加賞賜，也是在效法先帝。

王宗衍是幽默詼諧的，顧在詢的做法更加令人捧腹。顧在詢將所得綢緞五百匹分一半給林罕（以其半遺罕），作為稿酬，倆人正好都是二百五。

林罕尤善六書之學，曾注《說文》二十篇，有《林氏小說》流傳後世。然而《十臣在》只給他換來二百五十匹綢緞，和人民的敬仰，林罕並未因此獲得拔擢，最終還是默默無聞地走完了他平凡但不平庸的一生。

林罕的蜀版《十臣在》是一副寫實的畫卷，如《最後的晚餐》，是王宗衍的朝廷素描圖，是一部文字版紀錄片，也可以用作我們入手研究王宗衍朝廷的指導綱領。

【蜀宦，鼠患】

“許州嫡系”是王建心中的頑疾，這些元老勳舊手握實權，掌握國家命脈，恃功自傲，絕不為王宗衍所節制。

對此，王建早有佈局，醞釀了一盤大棋，其中最重要的一環與李存勖不謀而合——宦官路線。讓宦官參政，在頂層的默許和暗中支援下，與元老勳舊爭權奪利，從而削弱瓦解“許州嫡系”的政治影響力，間接鞏固皇權。

自古以來，凡是走這條路線的，無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起初，宦官勢力被皇帝操控，是皇帝的看門惡犬，讓它咬誰它就咬誰。隨著時間的推移，宦官集團自我增殖膨脹，早晚必將脫離皇帝的管控，轉而威脅皇權。

實際上，王建的處境與唐昭宗和李存勖頗為相似，脫困的途徑也大同小異，無非是文官路線、宦官路線，透過政治手腕回收散落的實權。

然而軍事上的威嚴只能透過軍事手段爭取，所以李存勖才屢屢御駕親征，躬冒矢石，建功立業，也只有李存勖走出了“幼主困境”。

王建先恢復了唐朝的樞密院制度，以宦官為樞密使，掌握中央大權。此時，前蜀的宦官一哥就是唐文扆，他走到了前蜀的政治舞臺中央，被王建委以重任。

文官集團的帶頭大哥是宰相張格。在“太子謀反案”之後，大徐妃勾結唐文扆、張格，陰謀立王宗衍為太子，張格藉此機會抱上了宦官唐文扆的大腿，身為唐宰相張浚之子，張格深知與宦官集團保持密切關係的重要性。

從此之後，張格便與唐文扆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二人為了促成南衙北司的戰略同盟，勢必黨同伐異，排擠打壓異己分子，比如禮部尚書判樞密院毛文錫和宰相庾傳素。

唐文扆與張格處心積慮地蒐羅毛文錫、庾傳素的小瑕疵，以羅織罪名，不斷在王建面前打小報告。很快，二人就捕捉到了一個機會。

貞明三年（917），毛文錫的女兒嫁給庾傳素的兒子，兩家結親，於是在樞密院大宴親友，演奏音樂助興。

王建聽到鼓吹之聲，十分震驚，忙問左右，才得知是毛、庾兩家“用樂不先奏”。

在等級森嚴的封建時代，一切行為規範都受到禮制的嚴格束縛，深入體現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比如穿衣方面，衣服的款式、顏色、裝飾，都有嚴格的等級劃分，就像現在軍裝上的軍銜一樣，不能亂穿，所以才有“人靠衣裝”一說，透過著裝就可知道一個人的官職大小、社會地位。

再比如出行，轎子的材質、顏色，轎伕的數量，也受到嚴格的限制。

任何違反禮制，使用了超越等級限制的規格，都是“僭越”，罪同謀反。

至於歌舞奏樂，也是受到嚴格的管控，不僅歌舞演員的人數受限制，就連演奏的曲目也有明文規定，有興趣的可以參閱各正史中的《樂志》，那裡詳細記錄著該朝對文藝演出的相關規定，枯燥繁瑣。

日期：2021-10-15 1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