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因素同樣制約著文官集團的健康發展，主要體現在地方藩鎮對中央事務的粗暴干涉。例如朱溫，與宰相崔胤暗中勾結，強迫昭宗任用崔胤做宰相；再比如韓建，在華州肆無忌憚地進行政治大清洗；更不用說李茂貞，直接逼死異己的帝國宰相。

兩大內因和外因把文官集團變成了一把塗著毒藥的雙刃劍，昭宗想用而不敢用，不會用還必須得用。

宦官依然囂張跋扈，藩鎮依舊紛爭不斷，親王被屠殺，文官靠不住……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酒是爹，菜是娘，喝死就比槍斃強。昭宗皇帝終於染上了酗酒的惡習，借酒消愁。

在昭宗“自甘墮落”的時候，危險也悄然臨近。

危險來自於宦官的恐懼。

昭宗自登基以來，先後剷除了田令孜、楊復恭兩大權閹，僅從與宦官奪權方面來看，昭宗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極大震懾了宦官勢力，並從中挖掘了幾個忠於皇帝的清流，例如西門大官人（西門君遂）等宦官。

好景不長，鳳翔李茂貞稱兵犯闕，西門大官人等濁流中的清流與真清流宰相杜讓能，一同做了替罪羊，含冤受死。

隨後，“宦官一哥”就成了駱全瓘、劉景宣。他們親眼目睹了關西集團的強大和皇室的威嚴掃地，於是積極與關西集團狼狽為奸，內外勾結，傾軋昭宗。剛剛有所好轉的宦官界，變本加厲地恢復了本來面貌。

在這股妖風的合力作用下，很快就催化出了“三鎮犯闕”。隨後在河東勢力的干涉下，關西集團為求自保而不得不祭出宦官勢力，駱全瓘、劉景宣等宦官做了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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