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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抗聖諭者，幾時可憫？”

“遵循聖諭者，何罪之有？”

這兩句話，立馬就給事件定了性，紹興、蕭山不得不從。

而浙江按察使、巡撫，則受到了訓斥，“苛待百姓，庇護劣紳，不曾體察皇上愛民之心！”

這一口鍋下來，誰背得住？

於是，秦衡等砸家毀契者，因遵聖諭，得免罪。

而作為禍患之源的田家，則不僅要求賠償其傷，還得被迫三代不得仕宦，參加科舉。

對於一個家族來說，兩代沒有一個功名，就算作是凋零，三代則泯然眾人矣。

公報更是以此事為例，發表《後人不復哀》文章，述說劣紳之苛，甚至因一句：劣紳猛於虎，再赴董其昌後事，而大火於天下。

這等社論文章，平白直敘，有理有據，引經據典，驟然聞之，令人不明覺厲。

江南的普通佃戶百姓，識文斷字的極多，此文章一出，簡單易懂，更添加了對雙減政策的解釋，一時間掀起萬重浪。

對於江南士紳們來說，簡直心有餘悸，惶恐難安。

原來，這件事讓他們想起了萬曆末年以來，持續二三十年的奴變。

早在明朝以前，社會上就出現一種身份低於平民的群體，唐朝以前叫臧獲，元朝時叫驅口，明朝時期叫賤民。

這部分人群大多來源於戰爭時期掠奪的戰俘、平民以及罪犯家屬等，子子孫孫世代為奴，隸屬於主人。

士農工商都可以參加科舉，但這種賤民則不行，只能世代從事於娼優等低賤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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