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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眾人走後，李恪回到了自己的內書房中，李恪一面命丹兒研墨鋪紙，寫信往京中說明淮南局勢，一面思索著該如何應對淮水決堤之險。

“殿下，袁承範雖在揚州刺史府任水曹從事多年，但畢竟官卑職微，其言究竟能成與否都在未知，殿下若是貿然從他之言，依其法治河恐怕未為妥當。”王玄策看著正在疾書的李恪。對李恪道。

王玄策的擔憂，李恪自然知曉。

淮河之泛，不在李恪職權之內，而屬地方州郡，李恪縱不插手此事，也在情理之中。

李恪若是不過問此事，縱是此事地方州郡處理不當，也與他無干，礙不得李恪的事情，可若是李恪貿然插手，那以他的官身爵位，便是此事的主導，若是成了還好，若是不成，李恪便是首責，免不了被追究。

在王玄策看來，李恪之為多半有些吃力不討好的意思。

王玄策學的是縱橫之道，但凡行事，首要考量的必是各方厲害關係，治水之事若是成了，這些功勞於李恪助益不大，可若是敗了，那他便免不了要被朝中的那些對頭彈劾。

李恪把手邊的書信寫完，擱下了筆，對王玄策道：“先生說的有些道理，但也並非盡是，本王如此作為倒不是從袁承範之言，而是從岑師之言。”

王玄策聽了李恪的話，顯然是出乎了他的意料，微微一愣，接著問道：“景仁（岑文字表字）遠在長安，此事與他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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