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好幾份名律例的草案送到劉益守的案頭，讓這位本就是隨口一說，後續還有很多操作的大都督猛然吃驚。

要知道，名律例乃是一個國家立法的最根本主張，哪怕花個兩年時間去逐字逐句的修訂，都可以忍耐。這才幾天就有好幾份草稿，也是讓劉益守感覺麾下人才濟濟。

其實他不理解的是，在封建時代，文人的最高成就，並不是篡位當皇帝，當權臣，而是主持編撰國家法度文書，參與立法。

其次是編修前代正史。

像是當權臣，當諸葛武侯一般的沙場統帥，都不算是最高追求。那隻算是走了岔路。

比如朱異這樣的，控制南梁中樞幾十年，後世（非現代）給予的評價也很低，並不認為他權傾朝野有什麼很了不得的。

劉益守麾下文士多半都是北面來的，對魏律十分熟悉，名律例也是以魏律為藍本寫的，水平也比較接近。

但崔暹寫的稍有不同，居然將《刑名》和《法例》合在了一起。顯然，這位長期擔任軍法官的文士，對於法令的理解要比其他人要深刻得多。

法制是一種統治國家的重要工具，本身就具有極端的文化性與技巧性。換言之，缺乏對政治經濟運作的深刻理解，缺乏對道德人心的通透掌控，是很難編撰出合理合適的國家法令的。

野蠻的國度只能採用粗暴而模糊的法令，這是一個能力的問題，而非是統治者的意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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