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在前明，蔣瑾這番話肯定會迎來一片彈劾。

蔣瑾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對於奧斯曼帝國可以作為一個利用的物件，以此來牽制西方諸國，並給予對方一定壓力。

至於奧斯曼帝國那邊，大明不必過多考慮，既然是利用物件也就無非什麼真正的承諾了，這樣一來大明可進可退，以局勢變化隨時調整，一旦奧斯曼帝國沒有利用價值也可直接拋棄。反之，假如西方各國對於大明徹底撕破臉，這樣一來大明同樣可以借用奧斯曼帝國的力量在歐洲攪局。

蔣瑾的態度說白了就是當年春秋戰國時期的縱橫家思想，一切都以利益為核心，只要利益所在如何做僅僅只是手段而已。

這種思想在大一統王朝起很長一段時期被儒家所不恥，在儒家看來煌煌天朝如何能以如此治國？更不能唯利而忘義。儒家講究的是堂堂正正，以仁施政，這種縱橫手段乃左道旁門，並非王道也。

但在現在已經不同了，隨著大明覆國以來朱怡成一直改革儒家，大力鼓勵百家爭鳴，再加上大明一系列的對外政策，如今朝廷上下的眼界大開，其思想也有了不少改變。

與兩千多年前不同，現在的天下已不是當初的天下，隨著西方大航海時代的展開，天下代表的不再僅僅只指中原，現在的天下是真正的天下，四海九州也大不相同。

從這點來看，眼下的局勢倒和春秋戰國有些類似，各國之間爭奪攻伐，既有合縱也有連橫，所以在這點上，蔣瑾提出的縱橫家的觀點倒極為恰當，也正中朱怡成的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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