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鈺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剛登基的時候的初衷，搭一個臺子，將人才篩選出來，給他們舞臺，讓他們發光發熱。

而現在，朱祁鈺手中的這份襄王送來的博頭條的題本，就是成果。

朱瞻墡前往貴陽之後，上過兩次邸報頭條。

第一次是利柄論，指出了大明朝廷不應該恥於言利，在供應側改革上提出了具體的比例，朝廷應該至少把控三成以上，才能實現調控物價。

寶源局進行了大範圍的投資，而且收穫頗豐，並且每年的利潤呈現了出一種指數增長的趨勢，王復說皇帝與民爭利，的確如此。

第二次是關於是我、有我、無我的三種人生境界的定性，而這種通透的理解，讓朱祁鈺感觸頗深。

每一個無我之人，在朱祁鈺這裡幾乎都有名號，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堅定，目標明確，不忘初心。

朱祁鈺拿起了筆，硃批之後交給了興安說道：“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

朱瞻墡的奏疏名為《論公德》，討論的內容為公德。

在中原王朝的歷代道德約束中，最多的就是關於私德的約束。

比如倫理道德：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等等；

比如個人道德修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倫理道德和個人道德修養，都是私德的範圍，但是縱觀整個中原王朝程序，很少有人提筆論公德之事。

人是善群的動物，基於此，朱瞻墡衍生出了關於公德第一條定義：公德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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