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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鑑。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隋王楊堅，……”

公元195年，天下人還沒有從袁術稱帝的事件中緩和過來，可從洛陽傳出的一篇討賊檄文便再次在天下之間颳起了一場風暴。

這篇討賊檄文可謂是從生活作風，素質品德，道德修養甚至長相方方面面把楊堅給罵了個遍，把楊堅的“惡”描述得淋漓盡致，文筆和刀劍一般，筆筆都寫得激盪人心。

最重要的是，從這篇討賊檄文之中，天下人都知道了衣帶詔的存在，知道了天下在楊堅手中如同一個傀儡。

討賊檄文之後，晉王李翔當即出兵，一面親自領十萬大軍兵臨潼關，另一面，以白起、蘇烈二人為主將，領軍十七萬，兵發涼州。

如果說，李翔攻伐楊堅的理由是衣帶詔，為國除賊，那麼，攻伐涼州的三位諸侯的理由純粹就是翻舊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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