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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年對賈科長的感覺，一直很複雜。

一方面，佩服他，他的電影裡有一種粗礪感，這來源於生活的厚度和力量。他用鏡頭填補了中國電影關於縣城的影像空白，以人文關懷記錄時代的變遷，就這一點，他就能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另一方面，萬年又很膈應他。賈科長是一個極度理想化的人，理想化到不願意去接受現實。

即便是不迎合市場，不迎合主流，他就是忠實自己的感覺，忠實於自己的視野和視角。而往往從這種小眾，甚至於是個人視角看出來的東西，大眾不會喜歡。

所以，他就用那種理想主義的心態去在藝術和市場的夾縫裡邊生存，象徵性的抵抗著大勢的侵蝕，卻也始終無能為力。

比較諷刺的是，在地下的時候，他能在小縣城裡肆意的撒歡。反倒是上岸之後，沉溺於符號化角色的構建，太注重空間和形式，把人放到了一邊。

《天註定》的四段小故事，《山河故人》的三段式結構，所有人幾乎都是符號化，性格的轉變都在一瞬間。

就比如寶強在《天註定》裡的那個殺手的角色，為什麼殺這種最有發揮空間的劇情全部被跳過，角色變成了符號，再也沒有最開始《站臺》中，時間對角色的影響那般鮮活。

從《三峽好人》開始，賈科長已經不滿足於講一個完整的故事，拼貼上癮，到《山河故人》為止，拼貼已經到了極致，三段年代、三種畫幅，還有雖然是一個但明明就是三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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