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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與地域性有著脫不開的關係。

自然地理的物候變化，人世間的聚散離合、戰亂或政治紛爭造成的各種怨憤，都可以透過不同的文學形式具體細緻地表達，都足以產生“感蕩心靈”的作用。

沈從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郵、莫言的高密、賈平凹的商州、閻連科的耙耬山脈、蘇童的“香椿樹街”、遲子建的北國風光、王安憶的上海、西西的香港等，既是現實中的地理空間，也是作家虛構的空間。

這些地域往往是封閉的，有無形的堡壘和界限，有作家個人鮮明的旗幟，那堡壘是獨特的風情，是令人感到迥異的人情世故和愛恨情仇，是作家的文化身份認同，是其對故鄉的懷舊與重塑，但是其中包含的歷史故事和人性內涵，又一次次輕而易舉地跨越了封閉這些地域的無形堡壘。

同樣的故事，若是在不同作家的筆下，想必也會有不同的表達。

同樣是鹽的代價，在派翠西亞海史密斯的筆下，兩人的感情就帶著明顯西方式的激烈，字裡行間充斥著對男權以及階層的反抗。

若是在張愛玲的筆下，估計特瑞絲和卡羅爾的感情與關係就將是更加柏拉圖式，更加被動的境遇性愛情。她們的愛情來自於社會與父權的壓力。張愛玲的中，女性之間的愛情，或者說是友誼，一般都是來自於對男性的絕望或是男性本身的缺席。既是自主產生的，也是被動激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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