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無論如何，作為皇帝的朱由校對這個時代的一些文化作品和文人進行表彰後，的確激勵了許多文人繼續朝朱由校所希望的方向去積極創作。

馮夢龍和凌濛初因在乾清宮受皇帝的鼓勵而離開了京師，準備接下來編寫早已有腹稿的“三言二拍”。

楊廷筠則在皇帝的鼓勵下，開始籌劃著根據大明官話對漢字進行拼音標準化的試探。

在崇文寺任官的阮大鋮也決定發揮自己的劇作特長而潛心創作劇本，沒有像歷史上一樣只想著靠其他方式去牟取官職。

張岱也有了提前創作《陶庵夢憶》的想法。

宋應星也開始著手根據自己多年的各類雜學研究經驗撰寫一本叫《天工開物》的書。

朱由校只花了點銀幣與十來個散官官職，就讓大明的文化事業開始有了要大爆發的跡象。

天啟朝文化上的改變或許還沒有那麼明顯。

但在經濟上的改變卻已經非常明顯。

隨著江南暴亂的結束，而江南士紳們想阻止徐氏棉紗廠做大和官營紡織業出現的陰謀失敗後，徐氏棉紗廠不但得以保住，還在接下來順利地改名為大明棉紗局。

另外，朱由校還下旨設立了松江織造局，織造局的地是抄沒一些士紳後入官的田地。

如此一來，大明官營紡織業正式開始在江南松江府拉開序幕。

江南人口繁盛，應天、蘇州、杭州、松江、湖州、無錫等府內市鎮有大量隨時待業的織工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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