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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之中，攻守雙方的情報不透明很容易造成各自的形勢誤判。

又因為訊息傳遞的落後手段造成的延時性，雙方在戰爭中的應對便會嚴重脫節。

大同一方，徐澤聲東擊西，帶兵南下前，就已經做好了兵進河東路代州的準備。

而趙宋一方，直到雙方談判正式開始前，教主道君皇帝趙佶還一直活在徐澤帶兵南下抓自己的恐懼中，從一開始就誤判了形勢。

收到徐澤威脅出兵的國書後，趙佶不敢坐以待斃，立即做了多手準備。

一面遣職方員外郎秦檜進入河東路，詔令河東宣撫使譚稹嚴懲“擅自”招誘大同百姓的邊臣，以求息事寧人。

並令其人繼續北上，說服金國出兵攻擊大同或陳兵邊境，迫使同軍不能南下。

一面又派遣中書侍郎白時中為使，計劃北上燕京府，向徐澤解釋同宋兩國之間的“誤會”和本國的處理，請求其人勿忘睦鄰友好，息怒止兵。

同時，還召蔡攸、高俅、种師道等人商議軍情，做好萬一賊軍南下，就硬著頭皮打一仗的準備。

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不同於區域性小規模衝突。

雖然戰爭起因有各種稀奇古怪的原因，充滿了偶然性，但戰爭從醞釀到爆發卻是有跡可循的。

並且，對被攻擊一方來說，也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外交斡旋和備戰。

戰爭發起方基本不會毫無徵兆的發起突擊，並不是沒人想過這種超前的戰術，而是落後的生產力和鬆散的政權組織力無法支撐這套戰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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