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是中國所不能接受的。

負責節制朝鮮的登萊巡撫袁可立第一個就表示了明確的反對意見：“看得廢立之事，二百年來所未有者，一朝傳聞，豈不駭異。”（李民宬《敬亭集》）。

袁可立馬上上疏明政府：“李琿襲爵外藩已十五年，於茲矣，倧即系親派，則該國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豈容倒置。即琿果不道，亦宜聽大妃具奏，待中國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廢伯，李倧之心不但無琿，且無中國，所當聲罪致討，以振王綱。”

（《明熹宗實錄》卷三十三）。在這道奏疏中，袁可立的觀點很鮮明，他強調了政變這種形式的非法性，這關乎到綱常倫理的“普世價值”，他認為“即琿果不道”也應該“待中國更置”，袁可立甚至主張派兵“聲罪致討”。

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認，朝鮮只好派出使團前往登州拜見登萊巡撫袁可立，祈求他代為轉奏辨明原委，實際上在此之前關於此事袁可立至少已經12次做過彙報。

朝鮮使團在當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大早便來到登州城外的廟島。軍門袁可立心情很不好，馬上分付下去：“朝鮮來者勿許入水城門”，並命令對朝鮮船隻“査訪各船格軍軍器，要開數書給，軍器則收貯船中，勿令帶去”。

閒來無事的朝鮮使團書狀官李民宬對袁可立治下的登州水城門勝景還做了生動描述：“水城門乃外北城舟楫出入之門也，粉郭矗立，水漱城趾。飛閣據增厓，俯臨滄海，實一勝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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