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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史皇帝開始回大梁，臨走時也對關北，山後一些地區做了重新安排。

向訓調回朝中任用，由楊繼業擔任太原知府兼領猩州，代州等三州軍事指揮使。

這個升遷是十分巨大的，因為要獎賞楊繼業在此次大戰中的功勞，自秦國建立之後，史皇帝一直在有意控制文武官員的權力，不讓他們做大。

如楊繼業的安排，雖然都是封疆大吏，可相比唐朝中晚期的節度使還是差多了，他有太原的行政權卻沒有兵權，能掌控猩州，代州邊鎮兵馬，但當地行政權肯定在知州手中。

這樣的任命在和平年代是司空見慣的，地方軍政權力分開，可在戰亂時代卻是致命的。

因為戰爭瞬息萬變，講究的是高效，不能有任何掣肘，如果想在戰爭上獲取優勢，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大量軍政權力都給領邊大將，讓他們可以及時決策，不受掣肘，才能擊退敵人。

這就是為什麼漢末有那麼軍政大權一手的刺史，州牧，唐中晚期到五代十國有那麼多地方軍政權力一身的節度使。

漢末是因為朝廷無力對抗黃巾起義只能下放軍政大權，唐朝中期則是為對抗安史叛軍只能下放軍政大權，結果都是放下去容易，收回來難，都導致全國藩鎮林立，國家分崩離析。

而之前無論是梁、唐、晉、漢、周，還是周邊的各個割據政權，都因為周圍強敵林立，天下分崩離析，必須保持高度備戰狀態，所以保留節度使的軍政大權，讓他們能夠隨機應變，一人決斷來加強軍隊戰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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