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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填海不相信高慶武以及陶慧宗會背離而去。

高、陶二人一開始就是‘低調俱樂部’的成員，是最早追隨汪填海的‘和平救國理論’之人。

彼時，汪填海出走河內，發表‘豔電’，高呼‘和平救國’，遭到國黨黨內一片討伐。

陶慧宗可謂是一直都盡心竭力地輔佐汪填海，或撰文以搖旗吶喊，或出訪以爭取外援，或聯盟以擴大陣營。

譬如，陶慧宗曾給國府駐美國的胡大使的信中為汪氏遊說：

“自武漢、廣州陷落以後，中國沒有一個完全的師，說打是打不下去了。財政是一年廿七萬萬，收入不到兩萬萬。壯丁補充大成問題。焦土政策引起人民怨恨，至長沙事件而達於極點。這樣不可樂觀的內容，到了這樣一個外交情勢，當然應考慮存亡絕續的辦法。”

陶慧宗所謂的“存亡絕續的辦法”，正是汪填海所述的與日本議和的和平救國道路。

而高慶武，此人則一直參與汪氏與日本的人‘和談’，為‘和平救國’之偉大事業鞠躬盡瘁。

故而，當楚銘宇等人告知汪填海，他們高度懷疑高、陶二人‘背叛了汪先生’，汪填海第一反應是絕不可能。

程千帆隱約聽到周涼在向汪填海痛陳此間利害關係，言說高、陶二人此前以各種理由推諉、拒絕在‘華日關係調整綱要’上簽字，此便是有異心，值此‘三巨頭’會談之緊要時節，萬事當以最惡劣之情況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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