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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鈞其實並不是一個高尚的人，比起土生土長的萬曆皇帝，他實際上更能站在下位者的角度去理解作為弱勢方的私心。

倘或用現代人的話語去闡述，“弱者的私心”更具體得來說，就是西方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即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所採取的經濟行為都是力圖以自己的最小經濟代價去獲得自己的最大經濟利益，任何經濟活動中，只有這樣的人才是“合乎理性的人”。

朱翊鈞是崇尚平等的，他一直把他身邊的每一個人都看作是與自己平等的個體，因此他心態平和，將身邊每一個人千方百計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視為理所當然，發現任何一點兒“利君不利己”的犧牲奉獻行為都無比珍惜。

即使鄭貴妃因此認為他壓根不像個皇帝，朱翊鈞在這一點上也絕不雙標，他在現代作為普通人時就反對“君為臣綱”，現下真正地成為了皇帝，他還是反對“君為臣綱”。

朱翊鈞比較讚賞的是一種各人理性自利後自然產生的利益制衡體制，畢竟現實主義培養溫情，理想主義助長仇恨，崇禎皇帝就是太相信儒家法則當真能束縛人性中的自私與自利，於是一旦有所失望，就會本能地對臣下滋生出一種怨毒的恨意，最終造成眾叛親離、反噬自身。

而朱翊鈞對人性中迎難而上的期望值就沒有像真正的古代帝王這麼高，非要讓他“君王死社稷”呢，朱翊鈞肯定不會死得那麼幹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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