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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鈞最終讓內閣鬆口同意在太僕寺試行“民推吏”的辦法用的是另外兩個理由。

一是他假裝在三位輔臣面前生了一回氣，抱怨馬調不上來，錢也收不到手，二是指出朝廷登記上來的戶籍人口和實際人口的數目出現了嚴重偏差。

第一個問題是十分簡單明瞭的，晚明馬政的確已然爛得不成樣子了，再怎麼折騰也不會比原來那套還爛。

皇帝想另闢蹊徑，又不是往科舉出身的官員身上開刀，責任又透過廠衛分攤到了馬戶百姓頭上，官員想反對也尋不到非要違拗皇帝的理由。

再說太僕寺交出來的資料也實在不好看。

第二個問題是朱翊鈞自己向內閣指出來的，在沒有計劃生育的封建社會中，朝廷賬面上的人口卻在不停下跌，即使有水患饑荒的因素，人口數量也不會是隻跌不漲的。

所以，為了登記有效男性勞動力人口，必須給予交課重稅的百姓一定政治權利。

至少要讓男丁繳稅服役的義務和他們得到的權利等同。

當然了，這只是朱翊鈞本人的一套官方說辭，他心裡知道，晚明賬面人口的持續下跌並非取決於老百姓的覺悟高低。

用現代人的話來講，官府和民眾的關係只是一種特殊的交易關係，民眾掏錢納稅，購買政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現在大明給百姓提供的公共服務又貴又差，一旦出了問題，百姓既不能投訴，也沒有第二個出售公共服務的官府給他們選擇，他們可不得覺得委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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