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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就要說到朱翊鈞當皇帝后總結出來的第二條經驗了。

由於對皇帝說謊在封建社會可以被認定為“欺君之罪”，所以朱翊鈞身邊的人一般不到萬不得已，必不肯冒著欺君的風險對朱翊鈞說謊。

但是不說謊不代表就一定會說真話。

根據朱翊鈞的觀察，皇帝身邊說真話的人屈指可數，與說謊相對，絕大多數人選擇的是“不說假話”。

這種“不說假話”的語言藝術在內廷可謂是到了已臻化境的程度。

司禮監和東廠當然是受這種語言藝術影響的重災區，但後宮就不一樣了，後宮是把這種藝術給昇華了。

皇帝聽到太監不說假話，心裡說不定還會留一個疑影兒，覺得忠誠不絕對就代表絕對不忠誠。

但同樣的事情換成後宮的女人來做，性質就陡然發生了變化。

明朝後宮到底是不幹政的，後宮的女人不說假話也不說真話，就能十分自然地被解釋為“身處深宮，識辨不清”，但勸諫皇帝的心卻是真誠的。

朱翊鈞在一群絕對不說假話的人中間生活了近半年之後，終於明白了萬曆皇帝的多疑是怎麼被悄聲無息地埋藏在他的性格之中的。

如果自己也是在一個處處不說假話又一心忠誠，但最後總能發現周圍人言有出入、各有私心的環境中長大，說不定也會變成萬曆皇帝那樣的性格。

所以當皇帝就要時刻識別周圍人的私心，並且要能從一堆不假的話裡提煉出有效資訊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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