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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齊建立初期，北方戰亂頻仍，商業凋敝，各省極度缺少現銀。

如果此時直接照搬張居正一條鞭法，或者滿清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資本對土地收益的剝奪和瓜分，就會急劇增強，北方孱弱的農耕經濟，崩潰，指日可待。

在這種背景下，直接由國家控制土地生產，實行極圈主義統治，不失為一種權宜之計——至少要比讓農戶大規模破產，淪為流民要好。

當然，解決此類問題，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思路，那就是像滿清那樣，在人口集中區，多搞幾場人類消除計劃，高效控制人地矛盾。

劉招孫雖然殘暴，但對百姓一直還算不錯，至少沒墮落到，為了所謂秩序，對帝國進行自我閹割，人為減少丁口的地步。

相比凋敝的北方，江南足夠富庶，經得起折騰，再加上一些其他層面的原因，於是這裡就成了帝國經濟政策的試驗場。

新政或許能蠱惑賤民丐戶，矇蔽一貧如洗的自耕農、愚弄少數不知死活的小地主。

但卻騙不了王衡這個的有識之士。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類似政策顯然不是什麼好兆頭。

王衡很清楚，朝廷其實就是從他們這些豪強大戶口中奪食。

說劫富濟貧，損有餘補不足，都是謬讚朝廷。

清丈畝，早在張居正時代就不是完美不缺，由於牽涉方面非常複雜，裡面的利益鏈條不是一句兩句能說的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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