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琰和龐統的爭論並沒有持續太久。

天子要在冀州強推度田的心意已決，絕非崔琰所能阻止。作為冀州派往長安的使者，他的身份本就敏感，說得再好也沒什麼說服力。

其次，冀州能影響的範圍有限，最多也就是彈汗山一帶。

對於天子要控制漠北、保護通往西域的商道，冀州的意義並不大。

討論的重心迅速轉移到了益州。

相比於冀州，益州的作用似乎更大的一些。由益州西行，出涼州，走隴西、金城一帶，路途更近一些。

也有人提到了涼州。

對通往西域的商路而言，涼州最近。如果能將涼州發展起來，意義絕非益州、冀州可比。

但這個想法也只是想法。

涼州能利用的耕地太少了，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即使是在度田之後，涼州的上限也只是自給自足，供養不起太多的人。

即使是劉協本人，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這是生產力的極限。他可以透過推行度田等制度，儘可能減少貧富分化，挖掘現有生產力的潛力，但他不可能一步跨入工業化，將一個農業國變成工業國。

這需要時間。

但這並不代表他之前的想法錯了。

事實正相反，這些爭論說明現有的思維模式已經摸到了上限。不徹底打破既有的思維定式，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突破。

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侷限，哪怕是眼前這些深受他影響的年輕人，想擺脫既有的侷限也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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