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齡剛從衙門下直歸來,在門口遇到了都教練使朱叔宗,隨意聊了兩句。
作為定難軍的元從老人,他倆現在基本都是坐鎮後方了,如果沒有意外,不會有出征的機會。
李延齡倒沒什麼,他本來就對打仗沒甚興趣,只想安安穩穩享受富貴。現在大帥讓他當供軍使,單獨成立一個部門,按節度副使的標準領餉,月俸15萬錢,他還是挺滿意的。
朱叔宗就不一樣了,他還年輕。不過就因為能力太全面,當了都教練使後,不好再給他領兵的權力了。畢竟,這軍隊是你一手訓練的,若是再給帶兵出征的權力,於制不合。
朝廷和各鎮搞出來的制度,都是不斷試錯的結果,供軍使、教練使、衙將,代表著後勤、訓練與指揮的分離。雖然因為軍隊風氣的原因,仍然不能杜絕作亂,但至少從制度層面上進行了約束。邵大帥威望甚高,鎮內確實沒人敢反,但他也不會主動破壞制度。
朱叔宗,同樣按節度副使的標準領餉,比一般衙將高很多,大帥還將自己擊毬的一個球場送給了他。據小道訊息,做不得準,大帥與李劭宴飲時,喝多了,提到了河東舊事,直言有愧於朱叔宗。聽聞朱叔宗有一女,與自家嫡長子年歲相仿,打算約為姻親。
李延齡覺得這事不好說,似真似假。朱叔宗在軍中的影響力,絕對比一般的衙將要高不少,嫡長子娶朱氏女,似乎也說得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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