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人來說，痛苦分許多種。

但是對思想家來說，真正的痛苦只有一種，那便是活著。

這就好像人們觀念裡的‘文人誤國’，為何文人誤國聽起來就比武將割據、宦官亂政、昏君誤國嚴重的多呢？

這當然不單是因為文人是百姓最常見的誤國角色，更深層的原因在於身份、也在於這一身份所掌握的權力。

宦官、武將也多來自百姓，但宦官即使不誤國，他的身份依然是宦官；武將沒有誤國，他的身份依然是武將，當然也不排除有微小的可能變成反賊或皇帝。

但文人若沒誤國，就會變成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反正不是文人了。

上升空間大，往往會使人在新的身份、新的職務上出現理論與實踐脫節這一尷尬情況。

就好比說李贄，他在姚安府任上做的不錯、也有一套正在周全的思想理論，但他是沒有機會把這份實踐。

一方面認為人靠童心、本性、本能就可以大治，朝廷應該儘量減少對人性的約束，傳統德禮刑政的這套只會破壞本性，應儘量少對社會加以干涉、尊重婦女，人與人有致一之理。

另一方面又認為古今賢臣不是滿口道德說教，而是實際做事為朝廷發展經濟、尋找財政的人，人們應當追求功利。

可實際上，傳統意義上的‘以理財為濁’，限制的可不是別人，正是從道德與價值觀出發，限制那些有機會讀超級多的書、考上科舉、手握朝廷命脈大權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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