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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寺所掌為“審讞平反刑獄之政令”。要做到“推情定法”，“刑必當罪”，使“獄以無冤”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大理寺官員選任之當否是非常重要的，據《夢餘錄》記載，宣德時，吏部尚書蹇義特為此事向宣宗上疏說：

刑部都察院職典刑名，而大理寺尤專詳讞。居是職者，必得其人。其官屬，宜從堂上官精加考，庸劣不稱者黜之，貪婪苛刻者罪之，其有作奸犯科者，責令互相糾舉。違者，一體論罪。

蹇義奏疏所提出的原則實際上是無法實行的，尤其是明中期以後，大理寺之權竟落入“庸劣不稱者”之手。以至刑獄不清，冤案四出。所以，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黃綰又上疏世宗：

法司所以理刑名，至於大理寺職司參駁，關係尤重。凡任兩寺官，非精律例，見出原問官之上，何以評其輕重，服其心乎？近見兩寺官，有初入仕途，律之名例尚未通曉，即欲斷按庶獄，未免有差。原問官因得指摘罅漏，借為口實，至於參駁。本寺亦不降心，輒逞雄辯，往復數次，淹累囚眾，至不得已，將就允行。刑獄不清，職此之故。

由於用人不當，庸劣當權，不精律例，偏執己見，因而拷掠成獄，“捶死獄中”，論罪不當，“重囚稱冤”者往往有之。但明代也有一些大理寺卿能公平理獄，執法不阿。如《明史·虞謙傳》記載仁宗時，虞謙為大理寺卿、呂升為少卿，能“悉心奏當，凡法司及四方所上獄，謙等再四參復，必求其平，嘗語人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又《明史·馬森傳》載，馬森為大理卿，屢駁疑獄，與刑部尚書鄭曉、都御史周廷稱為“三平”。但大理寺卿有時也受到權臣的制約，不能公正治獄，《明史·王用汲傳》載，萬曆時，王用汲為大理少卿，遇法司議胡檟、龍宗武殺吳仕期案，定胡、龍二案犯謫戍。用汲認為量刑不公，駁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蓋謂如上文‘罪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之律也。仕期之死，檟非主使者乎？宗武非聽上司主使者乎？今僅謫戍，不知所遵何律也？”神宗欲從用汲之言，可是閣臣申時行等則認為仕期自斃，宜減等。這個依法本該判處死刑的案犯，就以謫戍從輕發落，可見在封建社會，正直的刑官往往不能維護法律尊嚴的。明代的大理寺與刑部、都察院合稱為“三法司”，國家的重大案件，常由“三法司”會審。但是中期以後，大理寺執法之權被奪，實際上只能核閱案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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