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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徐大椿有譏刺士人的《道情》說：“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漢祖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引)這類讀書人究竟於世何補?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憤而指出：“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甚至有人認為，明代亡國，就是用八股試士的緣故。“崇禎末，有人擬一儀狀雲：‘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貼於朝堂，亦憤世疾俗之忠言也。”(見呂留良《東莊詩集•真進士歌》自注)甲申之變，崇禎自縊，這一儀狀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讖語。

其次是它缺乏實用的價值。八股文一意代聖賢立言，遠離現實，只能作為博取科舉功名的“敲門磚”，別無它用。像歸有光，既是時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雖然二者同樣當行出色，但是人們唯獨記得他“直據胸臆，信手寫來”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抒情記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樣絕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門知縣書》)。因為八股文缺乏實用的價值，所以一經趕下歷史舞臺，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詩賦，當不再被用作考試工具時，仍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於當今猶未衰竭。誠然，八股文也間曾有過實用的個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觸及到時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抒風月之情懷，像近人楊度《“顏淵季路侍”章》寫共產主義者理想，都不過是個別士人的偶爾筆觸，或個別才子的一時逸興，終至成為歷史的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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