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歷史時空，大清雖然在地方治理上大體繼承了中後期大明的制度，但具體實施細節還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對待民變的態度，大清官府是以直接鎮壓為主，而中後期大明官府則是以維持地方穩定為主，能和稀泥就和稀泥。

比如著名的蘇州“五義士”這種事，如果放在大清年間就不只是五個，只怕要變成五十義士或者五百義士了。

所以在今日杭州城，才會出現匠戶受不了五千匹絲綢的加派，聚集在織造局這邊鬧事，官員輪番出來勸說的場面。

按照老規矩，如果實在勸不動，大概也就算了。一幫亂民有膽量就去把織造局砸了吧，到時官府再善後就是了。

匠戶越聚越多，眼看著可能要有上千人了。但秦中堂發了話後，前來堵門鬧事的人也就暫時安穩下來。

因為秦中堂的話在理，來聚眾鬧事的匠戶的訴求就是為了解決問題，五千匹的加派太重了，又不是為鬧事而鬧事。

如今杭州城裡就秦中堂最大，如果連秦中堂都解決不了，又能指望誰？

抱病而來的秦中堂見人群情緒穩定下來後，就轉身走進了織造局，大概找織造太監協商去了。

望著這一幕，徐惟學不禁感慨道：“派一個知府就可以應付的局面，秦中堂卻不惜病軀親自斡旋，真沒想到他還有這樣的一面。”

在徐鄭氏和嚴世蕃的不斷洗腦下，徐惟學對秦中堂的印象標籤大抵就是“陰險詭詐”、“驕橫狂妄”、“貪權好色”這樣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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