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討論文臣立軍功以及封爵之事，就要從制度說起，當然大明所有制度都起源於太祖高皇帝。

當初太祖對文臣封爵問題，只定下了三條規矩，第一，文臣非有大功勳於國家，不得封爵；

第二，文臣生前不許封公侯，最多隻能封到伯爵；

第三，若生前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可以封侯諡公。

但這三條並不是完整的制度體系，都是泛泛而言，沒有細緻條文，十分缺乏執行性。

比如說，什麼級別的功勞算大功？又比如，大明是文武分家制度，誰能又相又將、出將入相？

後來在具體執行中，文臣封爵問題就和獻俘禮一樣，隨性的很，並沒有一定之規。

而且大明文臣封爵的例子實在太少，都知道因軍功封爵的三大例子只有靖遠伯王驥、威寧伯王越、新建伯王陽明。

各人情況各自不同，完全沒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也就沒有所謂“成例”可以遵循了。

所以秦德威這次軍功，還是隻能單獨議論，沒法用任何一個前例模板去套用。

但涉及到秦德威的事情，又是敏感的封賞問題，此刻卻又沒人敢亂說話。

秦德威出塞大捷後，連首輔夏言和大學士嚴嵩都碰的灰頭土臉，別人誰敢隨便發言？

就算是“好心”幫忙提出建議，誰又知道秦德威本人到底滿意不滿意？

故而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還有人叫道：“禮部張尚書可一言而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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